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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穷不是罪过,贫穷的人努力挣扎,拼命工作,养活家人,让孩子受到教育,是更加令人敬佩和尊重的。对他们的歧视,是这个社会的耻辱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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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见到四翠是十九年前,虹桥路的一个保姆劳务介绍所里。我胸前用婴儿袋兜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儿子,到这里来寻找住家阿姨。

 

混血的儿子长着大眼睛,见人笑嘻嘻的,很招人喜欢,劳务所求职的阿姨们涌上来逗着孩子,都愿意跟我走。隔着一排人我看见了她,矮矮的个子,笨笨的不说话,只是傻笑着,我突然心动了一下,就决定了选她。

 

那一年四翠刚三十出头,离开安徽老家到城里当保姆。我一直记得那一天她穿的衣服,劣质的咖啡色外套,她拎着一个旅行袋努力跟在我和我先生的后面,我们都是高个子,步子大走路快,没意识到她几乎是一路小跑。

 

法国老公惴惴不安地说,他从来不知道上海是这样选阿姨的,有点像个,劳力市场!他犹豫了半天才说出这个词,他很难为情,因为这和一个法国人对人权的尊敬有点差异。

 

决定要写写四翠,是因为最近出了一个热词“低xxx”,那些从乡村到城市务工的人正在作为低xxx被城市驱赶。在读到大量刷屏的文字时,我总是会想到四翠,这个和我一起生活了近20年的乡下女人和她的家人。

 

四翠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,妹妹和弟妹都和她一样到城里来当保姆。她的老公在城市工地上作泥瓦工,两个儿子留在老家让她的父母带着。和她的弟妹和妹妹相比,四翠是幸运的,她读了几年小学,能写基本的字,而她的弟妹和妹妹,都是文盲。

 

四翠到我家的第一个月,瘦了十斤,晚上不断起来照顾婴儿让她睡不好觉,但她从不抱怨,实心实意地爱着孩子。记得儿子一岁的时候,总是要乱扔东西,不让扔就大哭。为了作规矩,我让孩子哭个够,不抱不劝。

 

那时我必须把四翠关在房间里不让她出来,因为她受不了孩子的哭声,一定要来抱,结果现场的情况就是孩子在外面哭,阿姨在里面哭,哭成一团。儿子大一点的时候,每年春节阿姨回家,儿子就痴痴的等在小区的门口,等着他的阿姨回来,那种执拗和想念,看着就让人感动。

 

如果没有四翠,也许没有我的女儿。和所有职业妇女一样,当得知有了第二个孩子时,我是非常矛盾的,繁重的养育孩子的工作,势必影响到自己的事业选择。在我犹豫的时候,四翠对我说,生下来我给你带。那时儿子刚刚大一点,四翠稍微能睡好觉,我说,你确定再来一次?她肯定地说,孩子一晃就带大了,没事。

 

 

两个孩子小的时候,每年回欧洲,四翠都会跟着我们一起。记得第一次为她办护照,需要到她家乡所在的公安局办手续,那个县城的地方官员要让她交一万元的好处费,并警告她不许告诉雇主,说你的父母还在乡下,你说了,有他们的好看。

 

这事让人如此愤怒,我找到了在公安系统高层的朋友,从省上到市里再到县上,一层层打招呼下去,才免掉了她被敲诈。那个时候,我才真正明白了生活在底层意味着什么。

 

 

十九年,四翠和我们生活在一起,照顾着我的两个孩子长大,却没有时间陪伴她自己的孩子。孩子们视她为家人,出门会记着给阿姨带礼物,她过生日会给她买蛋糕,她不开心的时候陪着她聊天,生病时关心她的健康。

 

四翠和她的同乡提及这些,总是忍不住要流泪,然后抱怨她自己的孩子从未给过她这样的关心。这是个令人伤感的场景,我是一个母亲,感谢四翠这么多年的帮助,让我的孩子能健康愉快地成长,受到最好的照顾和教育,而同样是一个母亲的四翠,却在她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无法陪伴在他们身边,她要靠外出务工挣钱来供养家庭。


她缺席了她孩子的童年和少年时期,在他们小的时候,她无法给予她的爱,这种情感的缺失,是她和她的孩子之间终身的遗憾,但这不是她的错,也不是孩子的错。没有人错,而事实却让人疼痛。

 

现在,四翠的孩子们也长大了,她用多年赚的钱在家乡买了一个房子。但她的两个儿子却更愿意离开家乡来到上海。他们在城里找了工作,结了婚,这一家人总算可以在上海团聚了。

 

他们像所有离开故土的人一样,租下便宜的公寓,试图在上海这个昂贵而繁华的城市里,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。我没去过他们住的地方,但我想,那应该就是所谓“低xxx“的聚集区吧。

 

这个文化不高的农村女人,早已是我家的一分子。我可以把整个家放心地托付给她。如果没有她,我不能在有了两个孩子后重新开始职业生涯。

 

记得在我作新星星艺术节最困难的时候,她有一次对我说,你这么累,居然没生病,没倒下,是因为你在做一件帮助别人的善事,老天会看到保佑你的。她用最质朴的话,让我看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。

 

 

我的孩子已经长大开始离家。儿子要去美国上大学时,四翠帮他收拾行李,坐在一大堆的衣服中哭得像个泪人,当年她抱过的孩子,已经是个高大的男孩,比她高出大半个身子,搂着她,像搂着一个小女人。

 

对孩子们来说,阿姨就是他们的亲人,是他们的第二个母亲。无论以后在哪里,他们都会爱着这个来自乡下的女人,记得她并照顾她。

 

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我的女儿问我为什么要写,我告诉了她“di duan ren kou“的事,十七岁的女孩立即说,说这种话的就是垃圾,她的态度,让我欣慰。

 

我想起我们的生活中许多不可缺失的人,四翠和她的家人,送水的工人,长年帮我修空调的工人,为我装饰家的工人,没有他们的服务,我的生活立即会漏洞百出。

 

 

我有个大姑,解放前随她在国民党空军作地勤的丈夫去了台湾,姑父在一次事故中瘫痪了,大姑和许多当时住在台湾眷村的军人家属一样,只能出去帮佣,赚钱养家供孩子们读书。

 

大姑在一些国民党的高官家里帮过佣,她学到了这些家庭教育子女的方式,她把她的孩子送进了大学,送到美国读了医学博士,成为少将军衔的医生。我见过她,一个矮小的大气而智慧的女人,从没因曾经的贫穷而失去过尊严,失去过孩子们对她的爱戴。

 

贫穷不是罪过,贫穷的人努力挣扎,拼命工作,养活家人,让孩子受到教育,是更加令人敬佩和尊重的。对他们的歧视,是这个社会的耻辱。

 

四翠渐渐地老去,当我的孩子们全部离家,她就会回到她自己的家庭,她是两个孙子的奶奶了。

 

我总是对孩子们说,无论以后她在哪里,你们都不能忘记她,以后工作了,要保证她有个安宁的晚年,因为她是我们的家人,而我,作为一个母亲,在心里无数次想对另一个母亲说的话,就是谢谢。虽然我从没说过,因为她不习惯这种煽情的语言。